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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笔”到“名嘴”
浏览:1679  发布人:安徽省演讲学会  2014/04/24/12:19

从“名笔”到“名嘴

岳冰

三年前专程赴皖采访刘登富,听说要写他从“名笔”到“名嘴”的经历,他又摆手又摇头说:“名不副实,我与所谓的名边也沾不上,一生最厌恶的是浪得虚名”。但我坚持认为,用这个题目写他最合适不过。

刘登富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入伍,九十年代初从副团职岗位上转业。虽然离开部队二十多年了,但对部队依然一往情深。近年来,他写了不少回忆部队生活的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军营文化天地》、《恋爱婚姻家庭》等报刊上。其中《塞北的风花雪月》等系列散文,引起不少读者对塞北军营生活的向往,前去参观旅游。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回放集》,周克玉上将为该书题写书名。他还经常到部队讲课。

刘登富的成长经历,与七十年代很多部队新闻报道员很相似。

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停课闹革命”,上高中不久又赶上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在以突出政治为荣的高中阶段,他斗胆写了一篇《评空头政治》的文章,张贴在校园最显眼的位置,引起了轰动。校长为保护他,又怕得罪支持这篇文章的老师们,只好半夜偷偷将文章揭了下来。四十年过去了,不少老师和同学仍记得文章中“不学无以报国,空头政治可以休矣”等辛辣词句。

一九七二年底,高中即将毕业的他,面对的是所有大学关门。他便报名参军。北京卫戍区和塞北部队负责接兵的同志都抢这个“笔杆子”,最后被塞北部队的“名嘴”争了去。当运送新兵的闷罐车停在北京永定门车站时,近半数兴高采烈地下车去了卫戍区,刘登富却与其他同伴继续北上,傍晚时分到达风沙弥漫的张家口市所辖的柴沟堡镇——新兵连所在地。背包刚放下,军务参谋就来到班里看望他,同时交给他一项任务,三天后代表三千名新兵在入伍誓师大会上发言。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军务参谋又来了,要接他到团部当警卫员。新兵连指导员说:这个刘登富懒得连水都不打,经常用别人用过的水洗脸,当警卫员不合适。后来军务参谋得知刘登富到了新兵连指导员所在的连队,跟指导员说,我上鬼子当了。

刘登富被分到了一炮连指挥班。当时部队全部投入打坑道、挖战壕等施工,唯有指挥班进行军事业务训练。到连队半年后,被指战员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染,刘登富赋诗一首,在团广播站播出,新闻干事当即推荐他到师部当了报道员。

写新闻报道对刘登富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部队领导高度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并且只认可中央主流媒体和《解放军报》以及军区的《战友报》。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全军从事新闻工作的专职人员不下十万。对一个不知新闻为何物的报道员来说,所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新闻干事手把手地教他。一向不服输的刘登富为学习写作,连续几个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功夫不负苦心人,半年后,刘登富开始发表“豆腐块”。一年后,他所采写的《发生在“秋毫无犯模范连”的故事》被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头版二条转发,十九家报刊转载。这给刘登富以极大信心,也使他入伍两年后就作为政治处书记破格提拔对象。当时正值军委扩大会闭幕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针对王洪文坐火箭式的提拔,主张干部提拔“台阶论”。师党委认为从战士报道员直接提为政治处书记似有“坐火箭”之嫌,建议团里先让刘登富从班长任起,又过一年后的第三年,刘登富成为一名军官。他从此与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事部队新闻工作一干就是十五年。当时,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要媒体发表三篇稿件就可以立三等功,可他一年少则发表十来篇,多则发表二三十篇,却一直把立功的指标让给跟他学习的报道员,只有一次实在让不掉才记了功。他带出来的报道员,有六人当了师团干部,有的成为军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刘登富的写作路子比较宽,各种文体皆熟练驾驭。他写的消息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获得过解放军报好新闻一等奖。他写的通讯,被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作为范文,一位教授以《一滴水也能见太阳的光辉》为题,发表了两千多字的评论文章。他写的人物专访,让写作对象得到了提拔,却得罪了另一些领导。他写的故事一举扬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写的两个专题片,省电视台分别以近二十分钟的时长播放。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散文,具有独创性。他只写过三篇小说,一篇写在八十年代初,解放军报准备整版发表,已打出清样,但惜版如金的主编还是忍痛割爱拿下了,责任编辑至今还念念不忘。一位文艺刊物主编、知名作家看了这个稿子,认为在创作上有重大突破,准备发表,可这位作家突然病故,连文稿也找不到了。刘登富后悔当时没有留下底稿,也没有及时补记下来。另两篇写的是描写塞北战斗生活的小说,分别在解放军文艺、安徽文学发表。

刘登富同样擅长写内部材料,被总部转发的有几十份。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两次商调他,都被他谢绝了。他在塞北部队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毅然决然地调回了家乡部队,他不愿意再离开家乡。他很欣赏沈从文的墓志铭: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回到故乡。

后来,他又写起了被他称为第三产业的言论。不同于新闻其他文体,言论针砭时弊,难免有人“对号入座”,时常给自己找来麻烦。由此他认为这个第三产业是资本主义尾巴,在被割之列。但当部队两位主官找他谈话让其写文章不要锋芒太露时,他却写了一篇《不忌“对号入座”》的言论。文中写到,写言论是要批评社会现象的,没人“对号入座”,是作者和编者的悲哀。在几年内,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他的言论上百篇。虽然言论很少评奖,但他仍获得多个一等奖。那时,爱看报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刘登富言论的。他二十几年前写的一些评论文章,至今仍具有“对号入座”的价值。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不久前带着老花镜把他过去出版的言论集一字不拉地看了两篇,读完后要她当厅级干部的女儿一定让刘登富给所在单位讲一课。女儿很快找到刘登富,满足了老母亲的心愿。

刘登富写作还是个快手。在部队整党办时,要撰写的材料很多,几乎都由他包揽了。经常上午下班接受任务,下午上班他就能把几千字的稿件交到领导手中;下午下班接受任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着上万字的稿件等在领导的门口。他经常把饭放在炉子上烧,闻到糊味却没有时间拿下来,锅烧坏了好几个,为此没少挨夫人批评。

转业后,刘登富放弃在宣传部门当处长的优越条件,自愿到一个没有正式编制的内部刊物当主编,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二〇一二年十月才卸任。虽是内刊,他却当正式刊物办。新闻出版局对全省四百多家内部刊物仅进行过两次评比,他所主编的刊物两次获得全省十佳内部刊物前两名。其间,一些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强势部门承诺在市中心分给福利房要调他,刘登富认为转业时工委接纳了他,不能三心二意。九十年代中期,工委领导动员他去考厅级干部,他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还是不要影响了办刊的注意力。

再后来,工委讲师团团长的位置没人愿干,为了给他一个正式“户口”,就让他当团长兼主编。他还真把讲师团长当干部,开始给省直机关讲课。这一讲不可收拾,至今已讲了三百多场。从给普通干部职工讲政治、党建,到给省人大领导、厅局长讲经济、文化;从在机关讲,到去省委党校和各大院校讲;从在本省讲到去外省讲;从在地方讲到去部队讲,从拿提纲讲到完全脱稿讲。有人说,听刘登富讲课是“三不带”,不带讲稿,不带多媒体,不带茶杯。有人说,刘登富讲课时舍不得上厕所,连眼珠子都舍不得眨一下。刘登富说,后一句肯定是假话。但凡请过刘登富讲过一次课的,一定会请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七次、八次,有几个单位在三个月内请过三四次。他讲完课后,常有人发信息,认为是本单位史上讲得最好的一次。

刘登富说,他之所以能把课讲得人家愿意听,得力于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打下的基础。新闻工作养成了政治敏锐性和抓问题的习惯。在部队院校工作的后两年,他到学员队去带兵,所带的一百多个学员都是保送的老山前线和北京平暴的英雄。刚开始,他在学员面前讲话还有点紧张,慢慢就练出来了。此时,部队所在地的新闻机构请他给通讯员主讲新闻写作系列讲座,一位年轻姑娘在课间告诉他,她已连续听了他五场讲座。刘登富问她,同样的内容为啥反复来听?她说,你讲得精彩,我听了还想听。从此,刘登富更加知道语言沟通的重要。当了讲师团长后,他对每一堂课都十分重视。尽管讲课时不拿稿子,但每一讲他都会认真备课,写出详细文稿,在此基础上再不断丰富自己的思路。正式讲课时也许不按文稿的内容讲,但这是否定之否定,从文稿跳出来后一定会有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

刘登富课讲得好,但他从不利用当宣传部长和主编的便利条件,给自己作宣传。他任组长的三人宣讲组在省内有了名气,刊物图文并茂地进行推介,他隐去了自己。领导说宣传推介没有他不完整,他说自己当主编,这样宣传才完美。

有人夸他课讲得好,他调侃道:能把话说清楚是水平,能把话说不清楚是能力,能把话说得介于清楚与不清楚之间是智慧。自己既没能力,也没智慧,讲课水平承蒙夸奖,及格而已。

刘登富当宣传部长这几年,与其他同志一道,创立了省直机关读书月,深化了省直机关大讲堂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品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在全国很多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不少省市前来观摩学习。

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你八十年代就是县团级,凭你的敬业精神和能力水平,上不去太不公平了。他说,我老了,已经缩成一团,只能是县“团”级了。并说,上去总有上去的理由,上不去总有上不去的原因,说到底还是自己努力不够。

他在部队当宣传科副科长时,政委告诉他,你三年晋升了两职,不能马上提你,可也要发挥你的才干,最多半年就让科长给你腾位子。他听后非但没有兴奋,反而撂起了挑子,组织上只好把科长留下。有人说刘登富够处,他满意了。

他离开部队后,过几年就要到塞北老部队去看看,不会见战友,不拜访首长,只是到老营区或旧址停留半天,追寻一下过去的战斗生活,写点追忆文字。他每月都要到在皖老部队去看看走走。有人问他,你对部队有这么深的感情,为何当初要求转业?他说,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宝贵的。

在安徽合肥,他把老战友们联系起来,每年聚会两次。在去年底入伍四十周年之际,他倡导一起入伍的几百个战友在当年出发的地方——安徽滁州欢聚,主题是“追忆青春岁月,帮扶困难战友”。他在四十年后继续代表战友发言: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还深情地眷念着部队?因为我们在部队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实现了人生重大转折,形成了特有的意志、品格和价值观,真正理解了亲情、友情、和平、安宁的内涵,这是一生享受不尽的宝贵财富。

有人把写作称之为“敲门砖”,门敲开了,砖头也就扔掉了。刘登富说,这块砖对自己这个小个子农村兵来说,不是用来敲门的,而是用来垫脚的。正是踩着这块砖,才跨进了省委大院这个高高的门槛。这些年,他又垫着这块砖走上了高高的讲台。

 

(原载《解放军生活》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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